7月1日，《印度世界》刊载印智库战略与国防研究委员会（CSDR）研究员西达尔特·拉伊梅迪（Sidharth Raimedhi）的文章，聚焦印度对华战略的独特逻辑与现实困境。文章认为，西方观察者普遍认为印度在对华威慑上存在明显缺口，寄望其通过国防政策和美印合作实现快速追赶；但印度主流战略界却坚持“平衡导向”的综合思路，即依托政治、外交、地缘与有限军事手段的协同处理对华威慑问题，其核心目标并非简单构建对抗关系，而是致力于与中国建立相对稳定、平等互尊的政治互信框架。在作者看来，在加勒万冲突及后续缓和过程中，印度试图以“缓和换安全”、避免高风险对抗，却“屡遭中国利用”，战略代价与制约困境不降反增。同时，印度社会与战略界普遍存在低估中印大规模冲突可能性、高估中国“内部困境”的倾向，导致对中国“安全威胁”的评估“流于乐观”，削弱了必要的自我强化动力。在全球秩序剧变和中国持续崛起的背景下，印度传统策略正面临效能衰减、外部制衡杠杆减弱的风险，若继续依赖外部条件与模糊平衡，将难以长期维系战略自主。作者强调，当前中印缓和仅是印度脆弱的“喘息之机”，印度亟需超越“乐观臆断”与“小修小补”，进行根本性反思，利用此窗口寻求跨党派共识，系统性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与军事实力，缩小中印实力差距以维护战略自主。需指出，该文分析始终笼罩在“对抗性预设”与“受害者视角”之下，集中凸显出印度战略界在地缘环境趋于恶化背景下的焦虑情绪。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评参考。
印度与西方分析人士在解读印度对华威慑策略时看法不尽相同。西方分析者往往认为印度在对华威慑上存在明显短板，他们对于印度在弥补这些短板时表现出的迟缓与懈怠颇感不解。他们注意到，中印力量对比正越来越向中国倾斜，因此期望印度能通过制定合理的国防政策、加强与美国合作来缩小这一差距。在他们眼中，印度所面临的“中国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办法其实是明摆着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印度分析人士和退役军方人员也持类似观点，觉得军事问题终究得靠军事手段来解决。
然而，印度主流分析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却有所不同，显得更为灵活。在这一派看来，印度针对威慑问题采取基于平衡的应对方式（equilibrium-based approach）是恰当的。简而言之，印度应对中国强势行为的政策工具箱是全面多元、多管齐下的，涵盖政治、双边外交、地缘政治、军事等多个AC米兰官网方面。20世纪50年代的情况便是如此——当时，印度结合地缘政治机遇，采取了调和、对抗相结合的复合策略。可以说，印度自冷战结束以来也一直延续着这一对华思路。自始至终，军事力量所发挥的作用都低于常规预期。
换言之，经典威慑策略将军事层面置于优先地位，而印度的传统思路在考量威慑问题时，向来以政治视角为首要出发点。这意味着印度并不将威慑看作是对地形、组织、作战计划、心理意志等要素的简单罗列与量化计算，而是视其为政治共识、地缘政治态势、中国在经济与军事领域的制约因素等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会抑制中方的强势主动行为。此外，印度所倾向的威慑方式还与印度政府对华战略的核心逻辑紧密相连，即与中方达成更公平且能体现相互关切的政治共识。
这种差异以及印度的威慑方式，是理解当前印度对华战略困境的关键所在：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印度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印关系解冻，以避免高风险对抗和局势升级。但印方发现，中国不但没有对等回应，反而利用这种缓和态势对印度施加更多战略代价与限制。2024年10月达成的协议本应缓和紧张局势，并为中印双方提供更大的地缘政治灵活性。然而，中方后续行动表明，这从来就不在他们的考量范围内。
中国近期向巴基斯坦提供了广泛的军事、外交支持，针对孟加拉国的相应举措也日益增加，这无疑证实了印度长期以来的疑虑——中国正试图将印度围堵在南亚次大陆，以增强印度对中国的战略脆弱性。这使印度面临第二重困境：南亚域内更加紧迫的小规模安全威胁不断涌现，在这一情况下，印度如何持续聚焦中国这一“长期战略威胁”？
自21世纪以来，印度的对华基本目标是阻止中方在实控线（LAC）采取的“灰色地带”前沿政策（grey-zone forward policy）。为实现这一目标，印度采取了一系列远超实控线范畴的政策措施，涉及外交布局（四方安全对话、东进政策、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冲突管理机制，以及旨在增强威慑效能的军事部署。
然而，这种多管齐下策略中的硬实力层面，蕴含着一种常被忽视的微妙性。无论是与美国深化战略关联，还是主导“四方安全对话”（QUAD），这些对外举措始终保持着模糊性，并未走向传统意义上的硬性战略合作。其核心意图在于向中方传递信号：印度有能力让中国的地缘政治安全布局陷入更复杂的境地，因此，给予印度更多尊重实则符合中方自身利益。
洞朗对峙后，印度决定升级QUAD；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同意澳大利亚参与“马拉巴尔”（Malabar）海上联合军演。这些都是印度通过调整对外关系向中方表达不满的典型做法——这种灵活的施压手段，巧妙地利用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焦虑。同样，印度在中亚、蒙古、东南亚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战略试探，也是在向中方表明：针对中国在南亚对印度实施战略围堵的企图，印度完全有潜力培育相应的合作伙伴进行反制。但即便在这些领域，印度也更倾向于借助“潜在威胁”（threat to）的威慑力，而非打造“实质性威胁”（threat in being）。也就是说，其策略的重心在于中短期内影响中国的行为取向，而非按传统逻辑构建足以制衡中国的实际实力。
在军事领域的情况也类似。自2007年以来，印度试图通过多种途径提升对华军事准备。至21世纪10年代末，印度的军事原则似乎已从“拒止威慑”（deterrence by denial）转向旨在达成实质威慑的“惩罚威慑”（deterrence by punishment）。这种原则转变体现在诸多方面：在前沿敏感区域部署进攻性武器装备、针对性升级空军基地、推进边境战略公路建设，以及组建山地打击军（Mountain Strike Corps，MSC）以获取对等的领土反击能力。不过，这一进程中仍存在微妙之处。这些军事投入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强化对华释放的军事信号——即促使对方放弃针对印度的“挑衅”政策。事实上，为将更多预算投向社会福利领域并避免引发军备竞赛，山地打击军的建设规模已有所缩减。
当前中印关系的缓和正在检验印度长期以来对华奉行的威慑理念——该理论一直倚重多维度手段，而非以军事为中心。虽然这种追求平衡的策略在全球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曾契合实际需求，但面对持续崛起的中国，印度亟需优化这一策略，以维护其安全与经济利益。
因此，印度在洞朗等地展现军事决心后，会通过武汉、马哈巴利普拉姆（Mahabalipuram，印度泰米尔纳杜邦著名的旅游胜地，2019年10月11日，中国领导人在印总理莫迪的陪同下参观游览了这里的古寺庙群）的非正式峰会推进信任建设，以此达成平衡。此举旨在向中国传递严肃坚定的信号，而非遵循传统意义上的制衡或威慑逻辑。毕竟，若奉行以军事为重心的威慑策略，印度恐将滑向“安全国家”（security-state）的轨道，不仅可能引发意外冲突，更会危及经济增长进程。这终究是战略偏好的选择，亦是这种平衡威慑理念的核心所在。
印度更倾向于为友好关系留有余地，这深刻塑造着其对中国意图及战略逻辑的研判，而这又进一步塑造了印度对华威慑和劝止模式。
鉴于印度对与中国展开高强度安全竞争的意愿较为有限，人们往往未经充分审视便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与印度对抗的意愿同样不强。这种认知致使部分人士对中国的战略需求形成了僵化且乐观的假设，诸如“中国需要避免两线作战”“中国国内经济问题会制约其外交政策”，以及“在特朗普时代，中国需要与印度保持稳定关系”等等。
因此，印度有时可能高估了中国所受的制约——从而错误地推断出“中国有诚意且极度务实”的结论。
与此相关且当下最切中要害的一点是，那种认为“中国未来在实际控制线（LAC）的潜在攻势仍将限于小规模战术行动”的看法，同样透着一种强烈的笃定，而这种笃定源于对资源约束的判断。人们常说“中国绝不会有大动作”，但支撑这种笃信的理由往往缺乏说服力，且处于反复变化之中。最关键的是，这类评估并非基于对军事平衡的缜密分析，而是依托更宽泛的地缘政治考量——这些因素完全超出了印度的掌控与预判范畴。此外，当地缘政治现实出现不利转变（正如当前正快速演变的态势），上述笃定与评估却并未随之调整。
军事决策者的行动依据，是那些虽不确定但具备合理可能性的情况。我们有时会倾向于断然否定未来6至10年间可能出现的较大规模的中印冲突，这种思维定式亟需重新审视——尤其是考虑到近期全球各地爆发的冲突，无一不大大超出了世人的预料。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这种基于平衡的威慑策略对印度助益颇大，因为它契合当时的世界格局：中国正在发展但实力尚弱，美国单极霸权地位仍在强化，和平红利推动全球化迅速发展，这使经济高速发展几乎成为国际体系中所有国家的必要条件。
然而，过去几年间，这套以平衡为核心的策略正遭遇严峻考验，因为它所适配的世界已然改变——中国的战略与军事崛起、美国在相对衰落中发生的国内政治剧变、全球范围内领土修正主义的卷土重来，以及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秩序的碎片化，共同促成了这一变化。
这意味着，中国越来越没有理由理会印度有关“劝止”与克制行为的呼吁。究其原因，印度以与外部势力结盟为筹码的战略威慑力正持续减弱，而中国军事力量的不断增强，使其在多线（东线、西线）军事需求的满足上有了更大空间。就目前来看，遗憾的是，印度在制造业实力与军事升级方面的现有发展路径及增长速度，均不足以改变这一持续演变的平衡格局。印度未来的策略虽仍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部环境与外交手段，但构建更坚实的军事物质基础，已变得相当紧迫。
为此，印度陆军参谋长今年3月直言不讳地表示，“做得更多、做得更好已远远不够。我们必须以不同方式行事，这意味着需要打破常规思维。如今，加强安全需要重新构想。”
因此，有充分理由认为，当前所需要的并非对现有政策进行小修小补，而是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构想。这要求印度必须直面根本问题：在未来动荡不安的岁月里，如何适应中国的崛起？或者，印度完全可以选择规避不必要的麻烦，进一步致力于与中国达成尊重印度核心利益的共识。
然而，鉴于中国始终对印度的潜在实力保持警惕，且会伺机利用其眼中印度显露的弱点所带来的机遇，这一策略将极具风险。因此，印度别无选择，只能弥补与中国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实力差距，只为维系当前这种不算理想但也不算糟糕的平衡。唯有当印度真正认清这一挑战的严峻程度，才会最终采取行动——推进第二代经济改革以释放本国制造业潜力，并将国防开支提升至GDP的2.5%。
自2024年10月以来，中印双边关系出现的缓和态势值得肯定。这不仅减少了印度的损失，短期内还增强了印方在国际政治中的战略灵活性，并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边境局势。然而，这种缓和充其量只是一段喘息之机——直到下一场危机爆发。中国近期的一系列决策，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
2024年10月中印缓和协议达成仅一个月后，中国便宣布修建大型水坝，实施出口管制以对印度进行“技术封锁”，又在2025年5月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与战略援助——这些举措充分表明，当前的关系缓和并未改变中国对印度作为“长期战略威胁”的基本判断。
当前中印关系的缓和态势，若说有什么价值，那便是印度应借此机会，在未来10年里以跨党派协同的系统性方式筑牢军事与经济实力的根基，同时清醒把握长期挑战的规模与强度。印度战略界需摒弃那些关于中国“经济疲软”“战略扩张过度及由此引发的懊悔”“需要与印度保持稳定关系”的陈词滥调，避免这些论调削弱国内的战略共识，以及对基于清醒认知的自我强化政策的承诺。这种实力建设并非为了主动寻求与崛起的中国发生军事冲突，而是为了进一步缩小实力差距，从而维护印度的战略自主性。
作者简介：西达尔特·拉伊梅迪（Sidharth Raimedhi），印智库战略与国防研究委员会（CSDR）研究员、《印刷报》专栏作家，主要研究传统安全问题，同时也撰写战略兵棋推演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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